这两年，宋史题材是影视作品里的热门，许多影迷对宋代的“前卫”风格心驰神往，而一个繁华的时代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宋仁宗，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2年，占了北宋王朝的四分之一，但似乎存在感不高，没法跟唐宗宋祖比肩，不过，宋仁宗旗下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有“背诵默写天团”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还有文曲星包拯、武曲星狄青……手握众多大咖的宋仁宗可谓大宋第一“经纪人”，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少有的众星云集时代。近日，一本记录宋仁宗时代官场、情场、战场里36味人生的人物小传上市。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新时代，这本《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绘就了宋仁宗时代与众不同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画卷，演绎了这段群星璀璨的“清明上河图。该书作者唐博是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关门弟子。曾出版《一驿过一驿：中国驿站2000年》《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作品。宋代皇帝为什么热衷“二婚”？宋代公主为什么敢于“离婚”？宋代将军为什么不受重用？宋代高官为什么都是文学家？《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涑水记闻》《梦粱录》《渑水燕谈录》《邵氏见闻录》《道山清话》等海量文献为依托，还原历史人物原貌，寓历史学知识于生动的叙事中，将史学思考编织进人物故事中。这里不仅有宫廷的逸闻趣事、朝堂的勾心斗角，并还原了这些大人物的生存哲学，同时，将宋代的制度、民俗、掌故融于人物叙事中，有趣味性，有画面感，有知识点，读书犹如看剧。一个我们只听过名字的皇帝，一群我们只背过他们诗词的文学家，一群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的后妃、公主、宦官、将军。唐博的这本《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就是要带领我们，戳开历史的窗户纸，看到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新作出版之际，唐博接受媒体群访，带领读者走进这个“牛人辈出”的时代。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了鲜亮的印迹就会进入我的写作视野山西晚报：不仅是电视剧，宋史题材的书这几年也很多，您觉得自己这本《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有何特点？唐博：最近两年，宋史题材的著作在图书市场上大行其道。它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关注某一件大事，或者某个皇帝统治的时代，关注点比较单一。《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虽然讲的还是宋仁宗时代的故事，但写出了四点新意：第一，替皇帝回忆。以宋仁宗自己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前言，对宋仁宗其人其时代进行了带有文学化色彩的高度概括。第二，人物全覆盖。既然宋仁宗时代突出体现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么我特别选取了这个时期的36个“大人物”，囊括了宋仁宗时代社会各阶层对当时历史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第三，学史学诗词。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怎样？宋人是怎样结婚和离婚的？宋代的军人为什么活得憋屈？宋词为什么能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呢？我在每个“大人物”的叙事前，引用一段相关诗词，既作为导语，也向这个文艺的时代致敬。我还会在每个“大人物”的叙事中，引述和解读一个宋代的制度、民俗或者掌故。把36个大人物的这两件副产品拼起来，就是一部宋代经典诗词选和一幅宋代社会长卷。第四，不同的视角。我尝试了三种视角写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一是学术的视角，引用大量传世文献，对“狸猫换太子”等宋史悬案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解读，力求考证扎实；二是百姓的视角，把宋史研究的成果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出来，让读者读了还想读，就像追剧一样，一口气读下去，跌宕起伏不能停。三是大中国的视角，不局限于宋朝自身，把契丹、西夏以及以侬智高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视野，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让全书的叙事格局更完整。山西晚报：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内容，那宋仁宗在书里是什么地位？唐博：宋史题材的图书并不少，各有各的特色。而我的这本《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落脚点在“大人物”。让宋仁宗当配角，让“大人物”们轮番当主角，或许这是所有不同点里最突出的特色。山西晚报：36个大人物，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范仲淹、王安石、包拯等人，也有我们不那么熟识的武将、宫女等等，你选取这些人物的标准是什么？唐博：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很多，我把他们进行了分类，每个类别要选取对时代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进入写作视野。不管官职高低、出身几何、身份贵贱，能在他（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产生足以改变时代进程的影响力，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了鲜亮的印迹，就有理由收进来。比如韩虫儿这样的宫女，虽然地位不高，但她通过“假怀孕”险些改变北宋皇室的传位谱系，对宋代皇位交接和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如王则和毕昇，前者是普通士兵，后者是书店老板，都是平民出身，但前者领导了兵变和起义，声震中原，演绎了一场激烈的城市攻防战；后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对扩大文化传播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把自己和读者摆进去创作这本书看起来就能“像追剧一样”山西晚报：您说读这本书“就像追剧一样”，为什么这样打比方？唐博：为什么好看的剧能吸引观众一直追下去？我想这类剧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是人物有多面性，二是情节复杂有悬念，三是贴近生活，跟观众没有距离感。而要做到这三点，很关键的就是要让观众有代入感、参与感，观剧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联想：如果自己是某个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情境里，会怎么做，会不会比他做得更妥帖、更靠谱。我读史和写史，也就本着这样的思路去做。把自己摆进去，把读者摆进去，身临其境，才能触发更多思考，琢磨更多经验教训、启示智慧。山西晚报：“把自己摆进去”，那您应该是代入感最强的，会因此而写偏吗？唐博：把自己代入某个历史人物和历史情境，势必会对其产生情绪，也就是写着写着产生了感情。不过，毕竟是写史，还要立足于历史文献。即便再偏爱某个历史人物，也不能偏离历史文献，凭空杜撰，顶多是抱有同情、怜爱而已。在写《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时，我就秉持这样的写法，主动代入，设身处地，让冷冰冰的枯燥史料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建立连接，从而让死板的图像和文字活起来。山西晚报：您能给举个例子吗？唐博：比如福康公主，她闹离婚的事在北宋历史上不是个大事，但对她本人，以及对北宋皇室而言，就不是个小事，至少也算是绯闻。怎样来写这段故事呢？我写的是公主，当然要把自己代入公主的视角，去感悟她面对包办婚姻和婆媳冲突时的委屈。同时，又要以第三者角度看待这场婆媳冲突，去反思福康公主的任性给李玮、杨氏带来的尴尬和愤怒。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最后的结论，还是专注于北宋婚姻制度的缺陷，以及宋仁宗的“好心办坏事”，为了填补自己人生的遗憾，而用政治婚姻毁掉了女儿的幸福。这样不但全面客观一些，也对今人的婚恋观有很多启发。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见证了刚刚发生的历史，我们也可以重现消逝远去的历史。其实，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生活，它同样是生活，我们重读它、再现它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今天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活灵活现呢？山西晚报：在这些人物的写作中，哪位人物让您最有感触？唐博：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那些原本是“小人物”，却对历史走向和文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大人物”。比如毕昇，以其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明史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生平事迹，这是一份遗憾。所幸，考古人员发现了毕昇墓，为研究毕昇和发掘他的故事提供了更多线索。我在《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里，就要补上这份遗憾，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接地气的、活灵活现的毕昇形象。山西晚报：倘若让您走进书中，有想成为的角色吗？唐博：北宋给人们的印象是“富得流油”，但财政长期“紧平衡”甚至亏空，大多数百姓终其一生都在为“温饱”而辛劳，真正活得愉悦的依旧是少数人。因此，那不是一个比现在好的时代，我不想穿越回那个时代，也不想变成书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去改变他们的“人设”。好好地当个旁观者，静静地欣赏他们的喜怒哀乐，吟唱他们的诗词歌赋，吸纳他们的人生经验，以史为鉴，足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小人物”正是成就这个时代的重要元素山西晚报：近些年，宋史是一个热话题，一些电视剧也引发了宋史热，您平时看这些剧吗？唐博：我最早看的宋剧，还是1991年张绍林版的《杨家将》和1993年金超群版的《包青天》，印象特别深。最近还专门找到了这两部剧，相当珍贵。近年来，清宫戏长期“霸屏”，宋剧似乎比较沉寂。不过，《清平乐》和《大宋宫词》两部电视剧的热播，以及随之带来的盛赞和吐槽，再次点燃了观众对宋剧的兴致。实话说，平时工作太忙，有点闲暇要么哄娃，要么读书，很少看电视。《大宋宫词》我没看，《清平乐》倒是追了20多集，还写了9篇解读性质的历史科普文章发到了个人公众号上，成了写这本《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的最初由头。山西晚报：您怎样评价这些宋史剧？唐博：一般来说，获得好评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大多经过了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加工，客观上对某个领域、某个朝代、某个专题进行了历史科普。《清平乐》大概就是这样，在服道化上下了一番工夫，基本剧情与历史事实大体吻合，各个角色的人设也没那么脸谱化。虽说《大宋宫词》播出后有许多争议，但这恰好说明观众对宋真宗时期的历史做了幕后功课，同样推动了历史学的大众普及。山西晚报：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流行穿越，如果您能穿越到宋仁宗那个时代，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唐博：如果有幸回到宋朝，我最想做的，就是把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上画的汴河两岸的城市景象，真真切切地看一遍，然后很自豪地讲，别人看到的都是古画上的东京梦华，而我看到甚至触摸到了真的（笑）。山西晚报：在您看来，宋朝是个怎样的朝代？唐博：对宋朝的评价，官方、学界和民间有些两极分化。康熙帝曾评价朱元璋“治隆唐宋”，将唐宋并列，去跟明太祖朱元璋作对比，说明在康熙心目中，宋朝的历史地位比较高。国内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曾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德国左翼经济史专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内斗不止，在统一王朝里疆域版图最小，外战外行，只好靠岁币来换取和平。在我看来，站在宏观层面，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成就毋庸置疑，以“祖宗之法”为代表的政治成就也成了时代符号。不过，站在微观层面，北宋社会的问题也很多。比如，“三冗”问题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引发民间贫富差距悬殊，佃户占比较高，全民总体税负不轻；天灾频仍、边境战争不断、一些地区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导致普通农户抗风险能力薄弱，极易破产。“重文轻武”成为习惯性的共识，军人社会地位不高，战斗力不强，边境形势小规模兵变、民变频繁发生。山西晚报：您怎样评价宋仁宗？唐博：宋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不过，在北宋历史上，他的存在感并不强，没有做出什么可以彪炳青史的大事业。不过，他很勤政，不昏聩，垂拱而治，主动充当裁判员的角色，把表演的舞台更多地让给吕夷简、范仲淹、韩琦这样的高级士大夫，从而塑造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也是他将“祖宗之法”最终定型，从而塑造了北宋王朝的基本政治规则。宋仁宗时代既是北宋王朝进入守成期后的所谓“太平盛世”，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乃至局部爆发的时期，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变革时期。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宋仁宗既希望改变现状，又怕新政打破既有利益平衡，引发朋党之争，瞻前顾后，求全责备。“庆历新政”终在一片攻讦声中归于失败，但它拉开了“大变法”的序幕，让“新政”和“变法”成为宋仁宗后期挥之不去的“关键词”，为声势浩大的王安石变法做了充分准备。山西晚报：您可以对宋仁宗及其时代做个总评吗？唐博：如果一定要给宋仁宗及其时代一个评语的话，我认为，这不是个黄金时代，也不是个晦暗时代，而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至少，国家更加重视文化教育，科举取士的名额大幅增加，读书人有更多的机会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和身份逆袭。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那是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大时代。而我书中这36个大人物，以及他们背后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小人物”，正是成就这个时代的重要元素。正所谓，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书写历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山西晚报记者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