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文庙初为祭祀孔子的庙宇建筑，但早已发展成为宣扬文教的重要场所。作为文庙重要附属建筑的名宦祠与乡贤祠，也同时成为地方祭祀的重要场合，对于扬善惩恶、劝风引俗、稳定社会，乃至教化百姓、扶风辅政、崇德报功等方面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其中乡贤祠在扶翼圣门彰显人伦、激励后人追崇和化民导俗等方面，教化作用更为突出，应运而生的乡贤入祀制度也成为国家祭祀典章之重要补充。明清以来，不仅设置有乡贤入祀的专门管理机构，不断规范程序，而且具体到在任官员直系禁入、申请入祀者殁后需有30年以上的时间等都一一予以明确，甚至还衍生出针对造假行为的惩戒制度。可谓制度完备，流程完善，非高风亮节一代楷模且名副其实者莫能入祀享祭。如此而言，傅山先生入祀自然实至名归且众望所归。然而尽管傅山入祀乡贤与三立祠历史上并无疑义，但由于文献缺乏，其具体时间及相关程序等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旧有文献关于傅山入祀乡贤、三立记载甚微，仅见乾隆十二年（1747年）《忻州志》卷四人物记：“青主从祀三立祠”；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阳曲县志》卷三建置图记：“青主入祀阳曲县学宫乡贤祠”。在《傅青主先生年谱》中，罗振玉也仅列《仙儒外纪》学宪高某“傅徵君入乡贤三立批”，惋叹无法断定具体入祀时间，并留下疑问：“先生入祀三立祠亦不知在何年，提学高亦不著其名。考康熙二十四年山西提学为高龙光，四十八年提学为高其倬，不知果为谁也。”“先生祀乡贤不知在何年。”本文即结合新近发现之重要资料，对此问题略作梳理与考证。一、关于傅山入祀流程之梳理新近发现的《傅眉杂录》中，完整保存了傅山入祀乡贤、三立祠之《知府看语》《府县儒学结》《里民结》《绅衿结》《合省诸生结》等文献资料，不仅可以全面呈现傅山入祀乡贤与三立祠的文书与程序，同时对解读傅山入祀乡贤与三立祠极具参考价值。其文书与程序如下：其一、傅莲苏《傅徵君事实》、道光《阳曲县志》所录《徵君事实》（从略）。其二、绅衿结少负文章，长敦节义。时时勤圣经贤传，不羡鼎食重茵；念念笃子孝臣忠，惟知安贫乐道。志绝俗学，道本正宗。儒林之梁栋匪遥，学海之渊源独重。人有彝好，士无间言。其三、里民结青年入泮，皓首穷经。节义出于至情，孝弟本于天性。真儒再见，实学堪垂。据实出结。其四、合省诸生结夙节可师，言行足式。请祠三立书院，并入乡贤，以励人心，以维风化。傅徵君，讳山，字青主。蚤厌举业，惟勤性命之功；矢志圣贤，独守程朱之学。以畏天命为宗旨，以明人伦为力行。以诚仁为体，以主敬为功。辨异端则毫厘必析，辟俗学则源流一清。此诚四海真儒，宁仅山右义士？荷蒙学宪调取书院读书，阖省诸生会集，阅有徵君讲学著述，真堪模范，佥欲表扬。其五、府县儒学结春祀秋尝，既昭享贤之典；嘉言懿行，宜锡从祭之庥。特阐大儒幽光，恳附三立祠院。祈详各宪，大快群心。傅徵君，讳山，字青主，道宗孔孟，学继程朱。孝弟敦于家庭，忠节塞于天地。仁其履而义其蹈，跬步冰竞；言可表而行可坊，衷怀月朗。咸钦三晋义士，同推八郡真儒。今太原府绅衿里民，并合省诸生，请祠三立，并入乡贤。具结前来，覆勘无异。其六、知府看语傅徵君讳山字青主者，始籍岭后，家声起自明经；继隶晋阳，世业开成甲第。种德有自，家学有源。身生于离垢严君，绕膝已见圭璋之器；名成于太青学宪，脱颖即昭云汉之章。自少而入黉宫，挥古文于时艺；及壮而甘泌水，阐道学于儒宗。遭闯逆而弃衿，节堪励俗；鼓盆变而不娶，义可维风。羞曳裾于侯门，乐逍遥于蓬户。忧父疾而祷灵药，至孝竟通于神明；痛弟逝而抚遗孤，仁爱尚存于族党。剖内经以靖众，工绘事而怡情。书法驾二王，遗有啬庐阴鸷等帖；道法承三圣，著有经史辨释诸条。白袁公之冤，以致群英惊佩；辞台班之荐，奉有谕旨褒嘉。直垂羽经翼传之功，宁仅立身制行之业。由是山川罔间，争趋扬子之门；既而声气遍通，愿执李公之御。合三教而卫道，并四训以育英。生则遐迩登龙，殁则远近会葬。此马文忠公所以有山右义士传，而州郡皆久奉为道学之宗也。五常克备，三立堪旌。今据士民公举情殷，不敢隐其贤哲。所宜亟请崇祀乡贤，并列三立，长歆俎（zǔ）豆，永树楷模，以发幽光，以正衿式，其有裨于名教风化不小矣。其七、学宪高某“傅徵君入乡贤三立批”批云：前贤硕果，圣世逸民。至性深情，既无亏于孝弟；惊才絶学，复擅誉于文章。非坐部之遗弦，秘余音而不鼓；讵立仗之选骏，伏旧枥以长休。子龙未是佣人，早栖梁砀；表圣独饶野态，终古王官。杳尔虚舟，溯东流之河海；孑然条肄，留西土之榛苓。癖泉石而傲烟霞，人识路旁之履；下巢由而上尧舜，天回轮底之蒲。溯梗概则雪冷云孤，挹流风则川长岳峻。可谓晋中一个，无惭阁上诸贤。如详行学，置主送祠。对比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补刻版万历《怀仁县志》记载的魏正心入祀乡贤文书与程序，大同小异，均印证了《钦定大清会典》中的记载，即，首先由本地州县生员、本地县乡保人向州县公举递送呈文（呈文中须列出入祀人物履历、事迹）；其次由本州县复查后向本府提出申请；再次由本府复查后上报省布政使司；再次由省督学院核实后上报礼部；再次由礼部复核后再由督学院或礼部下发同意入祀乡贤祠批文；最终由本州县请获批乡贤牌位入祀乡贤祠。二、关于傅山入祀时间之考证魏正心入祀乡贤祠的最终批文为学道副使高批：“故宦魏正心，赋性仁厚，克敦孝友，正谊乐道，懿行多端，舆论既孚，允宜从祀，祀府县乡贤。”其时怀仁县教谕为吴崇光、训导为崔龄介、知县为石佳彝，大同知府为周梦熊。吴崇光、崔龄介，约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三十年（1691年）间在任怀仁县儒学教谕与儒学训导。石佳彝，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二十五年（1686年）任怀仁县知县。再对照《大同府志》与《清实录》，康熙间大同知府仅一人周姓，即镶白旗人副贡周梦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二十八年（1689年）在任。而与周梦熊交叉任职的山西学道副使为高龙光，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十二月十九日由江南镇江府知府升任山西按察使司副使、提督学政。可以推断，魏正心入祀乡贤祠的时间当在怀仁知县、大同知府与山西学道副使任职时间交叉的康熙二十三（1684年）至二十五年（1686年）间。据此，综合分析新近发现的《傅眉杂录》中傅山入祀乡贤、三立祠《知府看语》《府县儒学结》《里民结》《绅衿结》《合省诸生结》，《仙儒外纪》学宪高某“傅徵君入乡贤三立批”，王又朴《诗礼堂杂纂》，邓之诚《骨董琐记》，乃至《阳曲县志》之《徵君事实》，傅莲苏《傅徵君事实》，基本可以推算出傅山入祀乡贤与三立祠的时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至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高其倬出任山西提督学政期间。其佐证有三：其一，生前已是言行楷模，无须破例入祀乡贤。入清以后，乡贤入祀一般都在身殁30年后方允许呈文申报，而且几成惯例。光绪五年（1879年）更是将此惯例官宣为制度，“凡请入祀名宦、乡贤者，须俟其人身殁三十年后，方准具题核办，若未及三十年，无论子孙有无现任九卿，概不准遽行题请，以杜冒滥。”据此分析，傅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去世，无须破例在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688年）十二月高龙光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间入祀乡贤祠与三立祠。尽管康熙年间也曾有例外，如河南柘城壬子年举人窦克勤即是在殁后第二年入祀名宦祠。但所有例外，皆事出有因，且多为后世诟病。傅山经世致用，经子皆参，博学宏儒，悬壶民间，更具影响，相比于窦克勤，更有着广泛的百姓基础，深受当地官绅百姓爱戴，生前已是楷模，无须破例入祀。其二，山西政坛发生骤变，无暇顾及入祀事项。据邓之诚《骨董三记》卷五引述王又朴《诗礼堂杂纂》傅青主轶事，述傅山被迫往京应博学鸿词科，“归五年而子眉卒。先生哭之恸，不食数日亦卒。然余在晋闻，傅之祸缘于晋臬某（失其名），为求书母寿序，傅不可。亲求之，傅延入与语，嫌其过俗。旋起入舍，久不出。某令吏侦之，则傅由舍后出，解衣磅礴林间。某大怒，径去。伺间为飞语中之。而张生未之详，不知确否。”该段文字出自王又朴，所及傅山卒前晋臬某，其实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至二十四年（1685年）十月在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满洲人库尔喀，而其时提督学政高龙光为山西按察司副使。可以推想，即便县府发起对傅山的入祀申请，高龙光也不会不顾及库尔喀情面与威严，况且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山西政坛发生骤变，因巡抚慕尔赛贪腐，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纷纷易人，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巡抚、布政使、学政又再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断不会启动傅山入祀乡贤、三立流程，更谈不上审批。其三，学道、学宪职官名谓不同，可为年代划界依据。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十二月十八日，山西道御史张集疏言：“学道一官，为国家文教所系，应令九卿会同保举，择其清廉素著、夙有文望着列名上请，恭候简用，毋得但循资俸掣签，庶衡文者得其人，而海内仰右文之化矣。”诏下九卿、詹事、科道等会议，乃停论俸补授之例。并定顺天学政、江南、浙江学政外，其余各省学道缺，将应升之五部郎中及参议道、知府等官选择开列请用。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后，各省学差，定翰林官与部属官并用，不拘省分，凡由翰林、科、道出身选补者，即为学院；凡由部属各官开列者，则为学道。雍正四年后形成定制，各省督学皆改为学院，其以部属简任者，依出身甲第，各加翰林院编修、检讨衔。山西学政，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为学道，之后为学院，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十二月前之学政，均为按察使佥事提调学政，之后则由翰林提督学政。此亦即高龙光与高其倬身份上的差异，前者称“山西按察使司副使、提督学政高龙光”，亦称“学道副使”；而后者称“提督学政翰林院侍讲高其倬”，亦称“学宪”。魏正心由“学道副使高批”，指高龙光；傅山由“学宪高批”，无疑指高其倬。长歆俎豆，永树楷模。傅山先生归道已337年，虽乡贤、三立祠无存，但从当时里民、仕子、诸生、缙绅、官员的推荐书中，笔者仍能感受到后人对前贤的怀念与尊崇，进而遐想祭奠大礼之隆重，并以此文表达敬仰之心。

□郝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