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石楼县农村，白面馒头是非常奇缺的食物。我生于1971年，自打有记忆的童年时起便一直伴随着对白面馒头的渴望和羡慕。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上白面做成的馒头，也是有限的几个，不能管饱吃。那时候妹妹还没有出生，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过年蒸白面馒头时，母亲便把有限的几个馒头公平地分配给我们兄弟姊妹4个。分配结束后，母亲趁两个姐姐和哥哥不注意，再把她那本来就很少的一份给我掰上大半个，因为我最小，母亲自然是偏心照顾的。其实我哥和两个姐姐也不见得没有瞧见，只是装作没看见罢了。年是短暂的，分下的三四个馒头，无论如何精心安排享用的次数和享用的时间，也不出正月初五便“弹尽粮绝”了。接下来能吃上白面馒头的日子便几乎没了。到了收麦时节，成捆的麦子整齐地铺在村西头干净平坦的打麦场上。全村所有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到场，打梿枷，抖麦子、扎麦秸，小孩玩耍的打闹声，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逗笑，锈迹斑斑的大扇车（70年代农村用来吹扬麦子里的土和其它杂质的一种简单机械）的呼啸此起彼伏。天快黑的时候，麦子便装进了大麻袋里。村会计、保管会在队长的监督下，一边拨弄着算盘，一边嘴里嘟嘟囔囔说着数字，不一会儿大部分的麦子便存入了村公粮库。麦场上只剩下几袋孤零零的麦子，紧接着又在一阵算盘的拨弄声和嘟囔声中，各家各户分了麦子。我记得我家最少的一次仅仅分到3斤麦子，是母亲用簸箕装回家的。除了过年，也不是就没有吃白面馒头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那就是要等到公社有下乡干部来村的时候，干部派饭派到我家才行。而且也不是说派到我家就一定能吃上白面馒头，因为大多时候，公社下乡干部会提前声明不吃白面馒头，要和社员一样吃窝头，如果这样，吃白面馒头的梦想就泡汤了。记得有一次正好派饭派到我家，队长提前用畲子（农村用来计量和装面或粮食的器具，正方形的，一般能装2斤白面）装了半畲的白面送到我家，母亲早早开始忙碌，等到公社下乡干部来吃饭时，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便出锅了。笼里白面馒头只有三四个，大部分是玉米面窝头。在我垂涎欲滴的注视下，母亲把仅有的白面馒头端到了客人面前，这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我总要眼巴巴地看着客人吃完后我才有机会吃。我心里总是非常着急，躲在母亲的后面，偷偷观察着客人，生怕客人一口气把那仅有的三四个馒头全部吃完。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时候的下乡干部，总是先吃几个玉米面窝头后，才象征性地吃个白面馒头，而且总是一开始就递给我一个白面馒头。我一定会按照母亲提前关照过的，坚决地拒绝客人递过来的馒头。客人一走，我便迫不及待地吃馒头，母亲收拾碗筷时，总是在饭桌或碗下面发现下乡干部偷偷放下的粮票和钱……如今，我也光荣地成了“公社干部”，下乡时，总是受到大家热情招待，如今窝头成了改善生活的好伙食。白面馒头稀缺的时代成了永久难忘的回忆！

杨帆(石楼）